克罗地亚队打进了2018年世界杯决赛，让这个国家的足球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
连续三场淘汰赛进入加时，克罗地亚比决赛对手法国队多打了90分钟，也就是一整场的时间。这段经历的不易，恰如克罗地亚足球所经历的往事。
1990年5月13日，萨格勒布。
马克斯米尔球场已经来了不少人，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看比赛的。红星球员德拉甘·斯托伊科维奇从下沉通道走上草皮，准备开始热身训练的时候，就发现事情不对了。
这是一场南斯拉夫甲级联赛，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。当时的南斯拉夫联赛还在执行着有趣的赛制：没有平局，如果90分钟内平局的话以点球决胜负。赢得比赛一方积2分，点球胜者积1分，而输掉点球或比赛的球队都是0分。
是的，哪怕是当时的足球规则，也不支持象征着和平的平局。
萨格勒布迪纳摩的死忠球迷团体“BadBlue Boys”，简称BBB；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死忠球迷团体“Delije”。在比赛开始前的几个小时，他们的团员就在萨格勒布的街道上开始了巷战。
来到萨格勒布的Delije人数超过了3000人。此时此刻，Delije们正在看台上高唱：“萨格勒布是塞尔维亚的！”以及“我们要杀掉图季曼！”
一年前，图季曼创建了克罗地亚民主联盟。这场比赛之前，克罗地亚民主联盟赢得了大选，图季曼也成为了克罗地亚行政区总统。这样以来，身为南斯拉夫总统的米洛舍维奇权利被无形中削减，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民族矛盾一触即发。
对于足球流氓来说，这是闹事的上佳借口。Delije歌还没唱完，就有人开始拆掉球场里的广告牌。当时球场并没有足够的安保区分客队看台，不少BBB成员马上予以反击，从通道冲向了主队看台，开始和Delije进行肉搏。
不少人拆下球场的黄色座椅，当做暗器掷向对手。双方的阵营越来越近，甚至已经来不及拆座椅。终于在交锋进退中，有个黑衣男子落了单。周围敌对阵营的壮汉们一拥而上，将他按在地上一顿胖揍，瞬间那黑衣男子就抱着头躺在看台上不动了。但还有两个穿着牛仔服的家伙冲过来飞踹，即使那黑衣男子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个别幸运的落单者，被再次涌上的同伴救走。一些人受伤比较重，被两三个人抬着快步逃跑，但低垂的胳膊始终没有再抬起来。
作为一场国内顶级的足球比赛，当时的转播机构提供了直播信号。于是，一场足球比赛直播，渐渐开始演变成一次斗殴直播。
球场里的斯托伊科维奇，并没有像电视机前看转播的那些人一样，看到如此多的细节。但眼前的乱象还是让他明白，需要赶紧招呼队友返回更衣室。
“我记得那是在…球场北侧的看台。”斯托伊科维奇把眼神放得很远，仿佛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。“我看到已经有人开始冲进场内了，所以我赶紧招呼队友返回更衣室，麻烦要来了。”
人数处于劣势的Delije不是对手，BBB的矛头开始转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。观众席和球场之间围了一圈高高的金属栅栏，一些BBB们直接翻了过去，想要冲进场内。他们人数太少，马上被警察围住。眼疾手快的几个迅速翻了回去，一个穿着天蓝色短袖上衣的男子慢了一步，胳膊上吃了一警棍。他很镇定，回过头来并没有反击，而是摊手向警察解释：“我现在就翻回去。”
于是那警察就不再挥舞警棍，而是静静等着天蓝短袖的球迷爬上铁丝网。这一刻，并非我们印象中刻板的“骚乱”与镇压，对峙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真实但又难以猜测的…
遗憾的是，退缩不过是假象。BBB拆掉了约10米宽的一段围栏，当做进场的入口。他们很熟悉巷战规则，没有着急扩大突破口，那样只会造成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之间的实力差距。
和警察对峙的过程中，越来越多的激进的BBB球迷冲进场内，想要找客队球员的麻烦。虽然此时此刻，贝尔格莱德红星的球员和教练都已经退场了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只有警察，以及零星几名萨格勒布迪纳摩的球员。
冲进场内的球迷越来越多，几个、十几个、几十个、上百个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警察们开始组队反击，冲乱了入场球迷的队伍。
BBB们开始退却，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球迷在奔跑中摔倒，冲上来一个戴着头盔的警察，用警棍狠狠地往他身上打去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、四下，这才收手，一边继续追赶球迷一边回头恶狠狠地盯着那个被打的黑夹克。
黑夹克名叫布鲁诺·什罗克。这波人群散去后，什罗克被一位年长的警察搀扶起来，捂着脑袋慢慢往场下走。他并不知道就自己在身后，有个球员正在为他出头。
看到什罗克被打后，萨格勒布迪纳摩的10号球员愤怒了。他冲向打人的警察要讨公道，但被对方拿着警棍恶狠狠地逼回来，甚至还摘掉头盔，颇有要一对一单挑的架势。于是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幕：10号球员绕开上来劝阻的人群，冲向了那个没有戴头盔的警察，跳起来给了他一脚。
踢警察的球员叫兹沃尼米尔·博班，一年后他加盟AC米兰，成为了世界级球星。因为这次袭击警察事件，他被当时的南斯拉夫足协停赛半年，错过了1990年世界杯；因为这次袭击警察事件，他成为了克罗地亚的民族英雄。
球员们被困在了更衣室里，他们用了很长时间等待骚乱结束。
“这一切直到半夜才结束。”斯托伊科维奇淡淡地说。
作为萨格勒布迪纳摩队的主力门将，德拉赞·拉迪奇是那次球场冲突的亲历者。在事件过去5个月之后，拉迪奇又一次站在了马克斯米尔球场上。只是这一次，他代表的不是萨格勒布迪纳摩，而是克罗地亚队。在克罗地亚尚未独立的前提下，这成为了一场特殊的非正式比赛，那也是现代克罗地亚队历史上的第一场比赛。
如今，拉迪奇作为克罗地亚的助理教练，又一次目睹着自己祖国的球队打进了世界杯的半决赛。只是和1998年自己担任球队主力门将时不同，这一次克罗地亚队尝到了胜利的喜悦，他们首次进入了世界杯决赛。
1998年世界杯时的克罗地亚国脚，普遍和拉迪奇一样，作为球员和成年人经历过内战，战争留给他们的记忆清晰而真实。眼下这些新一代的克罗地亚国脚们就不太一样了。
1992年，曼朱基奇走进了迪钦根俱乐部青训营。
迪钦根是座人口约2万的小镇，位于德国斯图加特西北约5公里的地方。这不是曼朱基奇的故乡，也不是他的出生地。曼朱基奇和家人来到迪钦根的主要原因是，这里很安全。
当时，克罗地亚已经陷入南斯拉夫内战中。和单纯为了争夺政权的内战不同，南斯拉夫内战涉及到了信仰和文化冲突，所以战争不仅在军队与军队之间进行，更涉及到了平民之间。
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，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，以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都是战争的主角。在当时一条电视新闻中，一个年轻女子在废墟中发现了她母亲的尸体，她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凶手是隔壁咖啡店的老板，我不敢相信，我母亲每天都要去那家店里喝咖啡…”
内战让原本邻里之间的信任不复存在，许多人背井离乡，只求安全的生活。当时，乔尔卢卡离开了家乡戴尔文塔，迁到了相对好一些的萨格勒布，洛夫伦随家人迁往德国慕尼黑；科瓦契奇则是在奥地利的林茨出生的。当然，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如今塞尔维亚、波黑和阿尔巴尼亚等队，例子就多到举不胜举了。
如今的克罗地亚国脚们，半数在童年经历过内战，一些比较年轻的队员则是在内战或内战刚刚结束时出生的。他们当中能随着家人逃往德国或瑞士等地的只是少数，大多人只能留在国内忍耐。
1985年，卢卡·莫德里奇出生在萨顿奥布罗瓦茨，这是个接近萨达尔市的小村子。1991年内战开始，他的父亲加入了克罗地亚军队。与此同时，塞尔维亚人也在掀起革命，他们杀死了莫德里奇的祖父老卢卡，并在莫德里奇一家逃离后烧毁了他们的房子。
从那时起，莫德里奇成为了难民，随着家人逃亡萨达尔市，在已经成为难民营的克罗瓦雷酒店和伊兹酒店度过了7年时光。
足球成为了莫德里奇逃避现实的工具，他在酒店的停车场踢球，并结识同龄朋友。虽然后来莫德里奇说他并没有太感受到战争的存在，因为他太小，而父母也尽量回避掉了和战争有关的事，但那仍然是全家最困难的阶段。在那个阶段，莫德里奇学会了如何为人。
的确，比起战争，更令孩子困扰的是贫穷，耶拉维奇也是这么说的。如今耶拉维奇已经退出了克罗地亚国家队，效力于中超的贵州恒丰队。2016年时，我曾听他讲述过他内战时期度过的童年。
耶拉维奇的家乡在查普利纳，位于如今波黑南端，和克罗地亚的国境线仅仅相距5公里。
内战爆发时，小镇人口只有七千多人。所有成年男丁都被征召进民兵组织，只要是男性就必须要拿起枪。“当地的战斗都是民兵之间的，没有政府领导，也没有统一性。前线距离我的家大概有10公里，每天都能听到炮声。那年，我只有7岁。”耶拉维奇顿了一顿，说：
“童年是我最美好的时光。”
这是份令人疑惑的态度，但耶拉维奇随后解释：“那时候我知道打仗了，但对于孩子来说，战争是几乎感觉不到的。学校停课了，因为所有成年男性都去打仗，没人管我们，包括我的父亲。我们都变成了野孩子，每天除了玩就再没别的事。镇子里有块足球场，基本都是野草，旁边还有个小山坡。我们一群就在那儿玩骑马打仗，然后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踢球。”
我问：“你们穿什么样的鞋？踢什么样的球？”“足球？那时候有足球的孩子就像上帝一样！我们天天就在想：‘要是有个足球该多好啊。’”
他补充描述着当时的情况：基本上，大家都是有球踢球，没球就踢空瓶子。毕竟，各位家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电视，和类似的一切娱乐设备，顶多能有个固定电话。
“所以，鞋呢？穿什么鞋踢瓶子？”
“鞋？”耶拉维奇看着我：“没有鞋。”
耶拉维奇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玩着手中的金属瓶盖。这瓶盖三十分钟前就从苏打水瓶上被取下来，现在已经扭曲成了另一种形状。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习惯，但“物尽其用”这件事，真的会在这些小细节上体现出来。
1999年，14岁的耶拉维奇去了10公里外的边境小镇加贝拉，在那里开始了系统的足球训练，那时克罗地亚独立战争已经结束，耶拉维奇也拥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双足球鞋。
“当时没有自己的球鞋，第一双球鞋，实际是是别人用旧了的二手鞋。它太大了，所以得在里边塞很多棉花才行。当然，踢的球也都是破破烂烂的。”耶拉维奇笑着说：“这是在那里踢了几年之后才有的。”
聊这些内容的时候，米西莫维奇就坐在旁边，一语不发。
米西莫维奇出生于德国的慕尼黑，但并非因为家人逃避战乱。他的父亲是个“Gastbeiter”，在德语中，这个词专指上世纪60至70年代，在结束二战开始大发展之后，由国外输入的劳工。
战争开始的时候，米西莫维奇9岁，他的哥哥刚好18岁成年。
“当时的规定，是持有南斯拉夫护照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，我哥哥也不例外，他生在波黑，但服兵役的地点在斯洛文尼亚。”米西莫维奇说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上台，成为了南斯拉夫新一届领导人。上任后，米洛舍维奇推行“大塞尔维亚主义”，并在1989年削减了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个省的自治权，这引起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恐慌。
米洛舍维奇推行的政策，是让塞尔维亚人在各加盟共和国当中，拥有民族自决权。这样的政策当然受到塞尔维亚人的欢迎，但同时让其他民族反感倍增，甚至引来不少地区的冲突。
1990年，米洛舍维奇试图在南共联盟十四大上修改宪法，赋予总统更大权力，结果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代表退席抗议，分裂已成定局。
当时的斯洛文尼亚，是南斯拉夫各加盟国中经济条件最好的一个。在十四大退席一年之后，1991年6月25日，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时宣布独立。
仅仅两天之后，南斯拉夫联邦和斯洛文尼亚部队发生冲突，战争开始。米西莫维奇的哥哥成为了战争的一员。
由于战争的双方，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并不接壤，使得这场战争更像是分手时的闹剧。在欧洲共同体的调解之下，7月7日，双方在布里俄尼岛签订停火协议，次日，斯洛文尼亚宣布战争胜利。
这场战争被称作“十日战争”，官方统计有18人阵亡，182人受伤。米西莫维奇的哥哥中了两颗子弹，其中一颗从腹部穿透到后背，落下了残疾。
讲述哥哥故事的时候，米西莫维奇脸上几乎没有表情。显然，这不是他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讲起这段往事。
虽然生在慕尼黑，但小的时候米西莫维奇还是会随着父亲偶尔回老家探亲。他们的故乡格拉迪斯卡位于波黑的北端，和克罗地亚的边境只隔着一条萨瓦河。
内战时期，以往的路线不能走了。“以前我们从慕尼黑开车回家，从德国到奥地利，再到克罗地亚，过了萨瓦河就回家了。可是内战开始后，每个城市被不同民族占领，他们在自己势力范围内设了哨卡，我们只能找塞尔维亚人把守的哨卡绕路。”
米西莫维奇用手指代替画笔，用桌面代替地图，凭空画着：“所以到奥地利之后，我们不能直接往克罗地亚开，而是向东绕到匈牙利，再从塞尔维亚进入波黑。”
选择一条回家的路，意味着要途径不同民族的占领区和哨卡。过关时哨兵会查验身份，只有本族同胞才能放行。
“如果走错路了呢？”我问道。
“抢走你的随身财物，也有直接把人关起来的。当时在内战，大家都有交换俘虏的需求。”
战后，米西莫维奇和家人回到故乡，满眼都是被战争毁掉的建筑。
“觉得挺新鲜的。”米西莫维奇仍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。
我认为这词不太好，甚至在那一刻，觉得米西的表述太冷淡了，这可是战争啊。“新鲜？可是你不会觉得…”于是我试图追问。
“不。”米西莫维奇扬了扬眉毛，“那景象，我不想再提起了。”
南斯拉夫内战从1991年3月31日开始，2001年11月12日结束，持续了10年7个月零12天。在这期间，约有13万至14万人丧生，约有400万人流离失所。
其中，克罗地亚的独立战争用了4年7个月零12天，约有13583-15790名克罗地亚人在此间丧生或失踪，约有22万人流离失所。
半决赛结束后，主力中卫多马戈伊·维达把儿子带上了球场，感受世界杯和胜利的味道。孩子很小，恐怕无法理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在自己孩子这么大时，维达所面对的，是刚刚开始的战争……
这是新一代的克罗地亚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足球也好，球场也好，颜色是不同的。
本文来源：孙雷没有红
作者：说球者联盟孙雷
责任编辑：
许松_NS1943
